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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國情懷溯源

錢念孫 發布時間:2019-10-08 08:46:00來源: 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

  家國情懷的核心內涵是在家盡孝,為國盡忠;實踐途徑是修己安人,經邦濟世;價值理想是以身報國,建功立業。家國情懷作為個人對家庭和國家共同體的認同與熱愛,是愛國主義精神產生的倫理基礎和情感狀態,在中華文明數千年演進歷程中有著深厚的滋生土壤和歷史淵源。


《禮記》 資料圖片

   一

  古老的中國邁入商周時代,已經形成比較穩固的氏族血緣宗法制度。這種以血親關系為紐帶確立嫡長子繼承權和主事權的父系家長制,利用父系家族關系的親疏來決定土地、財產和政治地位的分配與繼承,把血緣紐帶同政治權益結合起來,不僅構成了中國社會組織形態的基本特征,也是組成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要支架。這與古希臘、古羅馬同時期形成的社會結構頗為不同。古希臘、古羅馬在掌握鐵器等生產工具后,原始性的集體協作生產逐步被家庭個體生產所代替,通過清算氏族制、瓦解原始公社、發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徑步入文明社會發展旅程。中國在使用鐵器等生產工具后,則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乃至增強原始公社的組織形式,以血緣關系為紐帶,發揮集體協作的力量,通過發展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踏上文明社會發展道路。由于中國進入文明社會時不是剪斷而是保留了氏族制的“臍帶”,氏族血緣宗法制的產生實乃自然而又必然之事,因為它既孕育于社會歷史母體的胎盤之中,又適應了維護社會秩序和發展的需要。

  殷周以至春秋,所謂邦、國“八百諸侯”等,實際是由血緣宗法遺風為基礎的氏族—部落—部族國家構成。因此,父子、兄弟、夫婦等不只具有個體家庭成員的“私人”關系,而且要遵守一種“公共”的政治秩序和社會規范。以父子關系為心臟和骨骼的父系家長氏族首領,首先要具備優良的才干和德行,在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上有所建樹。他在本家族、本部落及部族中得到認可,贏得地位和權威后,才能進一步聯絡和團結其他氏族、部落、部族,逐步拓展邦國的疆域以“一統天下”。這種“由家而國”的真實社會進程和歷史事實,既造成人們對家庭、家族、宗族及其人倫關系的高度重視,也促使人們形成愛家、愛鄉、愛國情感交織的民族心理,從源頭上為中國社會發展植入了倫理與政治交叉重疊的緊密關系。

  由這種氏族血緣宗法制所決定,社會自然形成相應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,或者說禮義道德,也就是孔子所竭力維護和推行的以“周禮”為核心的儒家思想。這套思想觀念或謂禮義道德,在《禮記》里被簡要歸納為“五止十義”。“五止”:為人君,止于仁;為人臣,止于敬;為人子,止于孝;為人父,止于慈;與國人交,止于信。(《禮記·大學》)“十義”:父慈、子孝,兄良、弟弟,夫義、婦聽,長惠、幼順,君仁、臣忠。(《禮記·禮運》)在這套人倫禮義的制約和籠罩下,處于任何社會地位、充當任何社會角色的人,不論是處理縱向或橫向社會關系,均有明確而嚴密的道德規范。“五止十義”以君臣、父子的關系為主干,又以臣、子的責任或義務為重點,敬是忠,也是孝的表現形式,忠是敬的重要內涵,也是孝的具體形態。就此而言,朝廷的為臣之道與家庭的為子之道,分為異途,實為一理。

   二

  與此同時,中國社會演進到夏商周時期,“家國同構”觀念逐漸深入人心。以血緣親情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,不僅父權與君權互為表里,而且兩者的傳承方式也如出一轍。在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里,國與家雖有大小之別、上下之分,卻仿佛一個有機體的微小局部與龐大整體的關系,既息息相關不可分割,又命運相連休戚與共。一方面,家是國的最小社會單位、是國的細胞和縮影,沒有家就沒有國;另一方面,國是家的放大和延伸、是家庭細胞賴以生存的肌體,國盛才能家興,國破則難免家亡。這種“家國同構”的理念,使我們的先人將家與國的治理幾乎看作是同一回事。

  《左傳》桓公二年晉大夫師服說:

  吾聞國家之立也,本大而末小,是以能固。故天子建國,諸侯立家,卿置側室,大夫有貳宗,士有隸子弟,庶人、工、商各有分親,皆有等衰,是以民服事其上,而下無覬覦。

  這雖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國社會的主從等級秩序,表明尊卑上下之異,但也顯示出血緣親情之和,傳達了家與國緊密相連的信息。在這種“天子建國,諸侯立家”的等級分封、家國“膠結”的社會結構中,“家”里對父母之“孝”與“國”中對君主之“忠”自然結合在一起,“親親”與“尊尊”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、融為一體。孔子曰:“君子之事親孝,故忠可移于君。事兄悌,故順可移于長。居家理,故治可移于官。”(《孝經·廣揚名》)孟子言:“天下之本在國,國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”(《孟子·離婁章句上》)《大學》云:“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,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,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。孝者,所以事君也;弟者,所以事長也;慈者,所以使眾也。”如此等等表明,先秦思想家常常把家與國的聯系看作唇齒相依、榮辱與共的關系。一方面,家興可以影響國運:“一家仁,一國興仁;一家讓,一國興讓。”(曾子語,見《大學》第十章)另一方面,國亂則不免家喪:“天下大亂,無有安國;一國盡亂,無有安家;一家皆亂,無有安身。”(《呂氏春秋·諭大》)這種“小之定也必恃大,大之安也必恃小”的家國同構認識,長期延續、積淀下來,成為我們民族一種穩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結構。

  

  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、生活方式及心理認知,正是家國情懷萌生滋長的“肥沃土壤”和“適宜氣候”。換言之,在家國同構的社會現實母體上,自然且必然地要“涌流”出家國情懷的“乳汁”,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。《尚書》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散文體史書,也是一部匯編上古時代政事公務文獻的文集,其中多處透露出華夏民族的“國”具有“家”的親緣性:

  曰若稽古,帝堯曰放勛。欽明文思安安,允恭克讓,光被四表,格于上下。克明俊德,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,協和萬邦,黎民于變時雍。(《尚書·虞夏書·堯典》)

  這里描繪的“以親九族”“協和萬邦”的情景,是對堯帝的贊美之詞,無疑有些夸張或者說具有理想色彩,但也反映出中華民族形成之初,所謂“天下”或者說“國邦”,實際上帶有一定家族同盟的性質。這一點到了舜帝時期進一步明朗:“帝光天之下,至于海隅蒼生,萬邦黎獻,共惟帝臣。”(《尚書·虞夏書·益稷》)

  《尚書》立足家國同構社會現實而記載傳播的家國意識和家國情懷,不僅成為后世帝王治國理政的基本模式,也是歷代胸懷抱負者實現人生理想的實踐途徑。孔子曰:“君子篤于親,則民興于仁。”(《論語·泰伯》)有子說:“其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鮮矣。不好犯上,而好作亂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,其為仁之本歟。”(《論語·學而》)依此而論,要想“天下歸仁焉”,則要從做人的最根本處孝順父母、敬愛兄弟等做起。可以說,為仁的基礎在血緣親情之中,而治國安民則是對血緣親情的放大。

  《大學》里“八條目”對此說得最清楚:

 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國;欲治其國者,先齊其家;欲齊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誠其意;欲誠其意者,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誠,意誠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齊,家齊而后國治,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  這里一方面強調一個人要想立德于天下,就要為國效勞,治理好自己的國家;另一方面又指出,要想報效和治理國家,必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;而整頓好家庭和家族,則應從修養自身做起,在格物致知、正心誠意上下功夫。如此,不僅將個人、家庭、國家納入聯動遞進的演進鏈條和軌道,而且為千千萬萬明德有為之士指出了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的進步階梯和人生目標。家國情懷的產生和弘揚,正是在這條人生道路上開拓前行的必然結果,也是激勵人們為國為家拼搏奮斗的情感基礎和精神力量。

  總之,萌生于商周時期的家國情懷,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基礎之上,從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等到心懷天下、報效國家,把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天然親情推己及人并由家及國,拓展和上升為關心社會、積極濟世的責任意識和倫理要求,有力促進了個人、家庭與社會、國家的良性互動。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精華部分,家國情懷高揚對家庭和國家共同體的認同關心、維護熱愛、奉獻擔當精神,數千年來如春雨潤物,浸潤和滋養中華兒女的情感與心靈,激勵無數仁人志士創造可歌可泣的豐功偉業,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。

(責編: 王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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